导语
收到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那一刻，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茫然。
“我只是正常做业务，怎么就被立案了？”“要不要主动去证监会说明情况？”“现在请律师是不是太早了？”“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这些反应，我都见过。在多年的证券法律执业中，我处理过大量从行政调查阶段介入的案件。一个深刻的体会是：自接受证监部门第一次询问至收到立案告知书前，是整个案件应对最关键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内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后续行政、民事、刑事三条线的走向。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当事人在这个阶段的应对，是在缺乏充分信息和专业判断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文基于我亲办案件的经验，将立案调查后的应对流程，拆解为六个可操作的步骤。每一步，都对应着当事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和最重要的决策节点。
一、立案告知书意味着什么？
在展开六步法之前，先厘清一个基本问题：立案告知书的法律含义。
根据《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立案是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涉嫌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决定启动调查程序的行政行为。立案告知书，是向当事人告知这一决定的法律文书。
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明确。
第一，立案不等于认定违法。立案是调查程序的启动，而非调查结论的作出。被立案意味着监管部门认为存在初步违法线索，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但不等同于违法事实已经成立。
第二，立案之后有完整的程序节点。从立案到调查、到事先告知、到陈述申辩和听证、到最终处罚决定——每个节点都是当事人行使程序权利的机会。错过了这些节点，后续程序中再想翻盘，难度成倍增加。
第三，立案意味着刑事风险已经隐现。在“应移尽移”原则下，证监会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这意味着，行政调查阶段的陈述、证据和行为选择，都将直接影响后续刑事程序的走向。
理解了这三层含义，就理解了为什么“收到立案告知书之后的每一步都很重要”。
二、应对六步法
第一步：固定全部相关材料
收到立案告知书后，第一件事先把内部的事情处理好。
核心动作：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以下工作：指定应对的对接人；锁定所有可能与调查事项相关的文件、邮件、通讯记录、财务资料、会议纪要等，确保不被修改或删除；通知所有可能涉及的人员，暂停对外沟通；建立内部沟通机制，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最容易犯的错误：当事人在慌乱中删除或修改电子数据。需要特别提醒：在证监会已立案的情况下，删除或篡改相关文件、数据，可能构成隐匿、销毁证据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同时，现代电子取证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恢复已删除数据并非难事。
决策要点：内部应对的负责人，最好具有一定的法律背景或合规经验，能够理解后续程序的法律意义。所有保全文书的操作，建议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进行。
第二步：初步评估案情，确定律师介入时机
这是整个六步法中最重要的决策节点。
核心动作：在完成内部材料锁定后，第一时间聘请具有证券法律业务经验的律师介入，对案情进行初步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调查事项的法律性质是什么？主要涉及哪些法律法规？可能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什么？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最佳时机：收到立案告知书后，立即开始寻找合适的律师。
为什么是这个时机？因为越早介入，律师越能帮助当事人完成以下关键工作：在第一次被证监会约谈之前，帮助当事人准确理解自身的法律处境；在证据尚未固化之前，协助当事人梳理和保全有利证据；在定性的窗口期，向监管机构呈现当事人的完整解释框架。
最容易犯的错误：“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请律师”——这个想法在实践中非常普遍，也非常危险。等到调查结果出来，行政处罚告知书已经下达，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定性已经初步形成。律师在这个阶段介入，能做的更多是“事后补救”，而非“事前构建”。
第三步：系统梳理交易行为或信息披露的全过程
律师介入后，第一项实质性工作是系统梳理案涉行为的全过程。
核心动作：以时间轴的方式，还原每一个关键时间节点的客观事实。对于内幕交易案件，重点是交易决策的形成时间、依据、过程和审批记录；对于信息披露案件，重点是公告文件的起草、审核、签署和发布流程。
关键目的：构建一套逻辑自洽、有证据支撑的事实叙事。这套叙事将成为后续所有程序中的陈述基础，无论是向证监会提交书面说明，还是在听证会上陈述申辩，或是在后续刑事程序中应对调查。
最容易犯的错误：当事人各自为政，各说一套。不同人员在监管约谈中的陈述互相矛盾，给监管部门留下“说法不一、可能在串供”的印象。
决策要点：事实叙事的构建，必须以证据为核心。当事人自行整理的事实陈述，可能在无意中承认了对自身不利的事实，也可能忽略了法律上的关键节点。
第四步：制定应对监管约谈的陈述策略
在行政调查阶段，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很可能被证监会约谈询问。这是整个案件中最关键的“面对面”环节。
核心动作：陈述策略的核心原则是：如实陈述，但不主动扩大陈述范围；准确表达，避免模糊和歧义；对不确定的事项，如实回答“不确定”或“记不清”，不推测、不猜测；所有陈述与统一的事实叙事保持一致。
最容易犯的错误：在约谈中随口回答或过度配合。在前述文章中我曾详述过，当事人在行政调查阶段随口回答的问题，进入刑事程序后往往被不加区分地直接作为证据使用。那些在行政调查阶段作出的模糊、不准确甚至自相矛盾的陈述，在刑事程序中会成为公诉人攻击当事人“认罪态度不好”或“供述前后矛盾”的核心武器。
决策要点：每一句话，都想清楚它在行政、民事、刑事三个程序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再说出口。这不是不配合调查，恰恰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审慎保护。
第五步：主动收集和提交有利证据
行政调查阶段，是当事人主动提交有利证据的最佳时机。
核心动作：在律师的指导下，系统收集和整理有利于当事人的客观证据，并以适当的方式向调查机关提交。有利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决策的形成文件和审批记录、与交易行为相关的内部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书、与法定知情人联络接触的客观记录（时间、时长、内容摘要）、风险控制纪律和既定的投资策略文件、交易行为的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
关键目的：在调查机关形成结论之前，将当事人的完整解释框架和支撑证据呈现给调查机关。这比在处罚告知后才提出申辩，效果要好得多。
最容易犯的错误：等到行政处罚告知书下达后才开始提交申辩材料。在这个阶段，调查机关的初步结论已经形成，改变认定方向的难度大大增加。
第六步：审慎评估后续程序走向，制定全局策略
在前五步完成的基础上，律师应当对案件后续走向作出系统评估。
核心动作：评估案件被移送刑事程序的可能性；评估投资者提起民事索赔的可能规模和路径；评估当事人在后续程序中的主要风险点和应对策略；制定行政、民事、刑事三条线协同推进的全局应对方案。
关键目的：让当事人在案件最早阶段就看清全局，在后续的程序推进中始终掌握主动权，而非被动应对每一个突然降临的程序。
最容易犯的错误：只盯着行政调查，忽略了行政调查阶段的行为对后续民事和刑事程序的影响。这是“分段处理”思维最致命的地方。
三、聘请律师的最佳时机——一个再强调也不为过的问题
本文反复出现的一个观点，值得单独拿出来强调一次：聘请律师的最佳时机，是收到立案告知书的第一时间，而非行政处罚告知书下达之后，更非刑事立案之后。
理由贯穿全文，在此归纳为三点：
第一，定性的窗口期不可逆。证监会在调查阶段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定性，将在后续程序中产生深远影响。一旦定性结论形成，后续刑事辩护和民事应对的空间就被大幅压缩。
第二，陈述的风险一旦形成就无法消除。当事人在缺乏律师帮助的情况下作出的陈述，一旦进入笔录，就成为后续所有程序中的证据。这些陈述可以被解释，但无法被消除。
第三，有利证据的收集和呈现具有最佳时效。在调查阶段主动提交有利证据，比在后续程序中试图推翻已经形成的结论，效率和效果要好得多。
在证券法律执业的一线，我见过太多因为“等一等再说”而付出沉重代价的案例。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之后才找到律师的当事人，和收到立案告知书第一时间就聘请律师介入的当事人，在面对后续刑事程序时，两者的处境有天壤之别。
结语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是每一个资本市场参与者都不愿面对的局面。但当它真的来临时，最重要的不是恐慌，而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最理性的应对。
六步法，是对这一应对流程的系统化梳理：
第一步：锁定材料，防止次生风险；
第二步：评估案情，第一时间聘请律师；
第三步：梳理事实，稳定陈述；
第四步：制定策略，审慎应对约谈；
第五步：主动提交有利证据；
第六步：评估全局，制定三线协同方案。
行政调查阶段是证券违法案件应对的黄金窗口——这个贯穿《证券罪案手记》始终的核心观点，在本文中得到了最具体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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